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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5 10:15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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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福
天津百货售品所是旧时代王府井大街较大的百货店之一。我自1934年进入该店当练习生,直到1968年所在单位大华百货公司搬迁,共在王府井从事商业活动34年,亲身经历了王府井大街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
王府井大街比之北京的老商业区“东四、西单、鼓楼前”历史较晚。但是它在东城地处要冲,靠近东交民巷“使馆界”,外国顾客集中,能得风气之先,商品档次较高,款式入时,自民国初年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一条具有涉外特色的繁华商业街。
外国人管它叫“莫里逊大街”(Morrison St.reet因当时有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莫里逊住在该街而得名),连国外也知道这个街名。
不过,旧北京市政建设落后,到1934年这条大街还是一条土马路,1935年才修成柏油路。
当时从南到北也只有四座楼房,一座是外商福隆洋行(现在新华书店地址),一座是仁立地毯公司(现在雷蒙西服店地址),一座是同陞和鞋帽店,再一座就是天津百货售品所。
另有一座老式砖木结构楼房(现在百草中药店地址),当时是个公寓。那时这条街上较大的中国商店有百货售品所、中原百贷公司(同陞和现址)及古玩店、西服店等。
古玩店有利顺斋、宝源兴、万义成、利顺厚;西服店皆为宁波人经营,有陈振锠、陈森泰、祥记等。
还有不少外国人开的商店,除上面提到的福隆洋行(英商)外,有乌利文洋行(法商)、力古洋行(印商)、利喴钟表行(意商)、山本照像馆(日商)、德士古煤油公司(Texco美商)等。
天津百货售品所总店设在天津,原名“国货售品所”,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912年开业。
创始人宋则久任董事长,他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他与冯玉祥有交往。营业宗旨是专销国货,以振兴民族工业,挽回利权。
经营商品极为严格,不但必须是本国工厂产品,即使是本国工厂用外国原料加工的产品也不经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在日伪统治下专销国货已不可能,乃改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
在北平、太原、西安、济南设有分店,天津也有两个分店,在上海设有采购办事处,全系统有职工千余人。
总店负责人称经理、副理,天津总店经理王乃春,副经理吉玉如。各分店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
宋则久是基督教徒,与教会关系密切,因而百货售品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各级负责人都是基督教徒,各分店都与当地教会有联系,全体从业人员都必须奉行宗教仪式,每天要“谢饭”“祷告”,每星期日宁可牺牲半天营业时间,也要停业作礼拜。
北平的天津百货售品所是分店,主任傅景韩。1932年先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开业,经营批发业务,负责人是王穆如。接着在王府井大街租地皮建筑三层楼房,(现在百货大楼对面华都服装店地址),该楼系著名建筑师钟森设计的(解放后曾任建筑工程局局长),保险期20年,建筑费共花大洋2万元(此楼房解放后已过保险期,为保证安全,于1976年把用作仓库的第三层拆除,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今仍继续使用)。
楼房建成后,于1934年正式开张。负责人作了分工,主任傅景韩专管零售,副主任王穆如专管批发,下分进货、销货、总务三股。
批发部有职工30余人,零售部有职工70余人。百货售品所在当时王府井百货业中资金较雄厚,具有一定优势,所以生意相当兴旺。
该所的经营方针和一切事务以及宗教活动,均按总店规定办理,年终到天津总店汇报。
我是1934年进入百货售品所当练习生(学徒)的,那时我14岁,小学毕业,在青年会夜校学过英语。
那时找职业很不容易,进入大商号学徒,须托人介绍,还要觅具殷实铺保。
学徒期三年,头一年只干些擦桌子、扫地、伺候人的活,第二年跟师兄(售货员)学习商品知识和业务技术,第三年做助理售货员。
三年学徒期满就成为正式售货员。学徒不许随便回家,头一年每月给半天假回家取衣物,不许过夜;第二年每月回家两次,也不许过夜;第三年每月回家三次,可住一宿。
售货员有事可请假,不扣工资。到大宅门去送货,只有干了三、四年的才能去,为的是怕新来的学徒不懂规矩,得罪顾客。我曾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二虎)家和王光美家送过货。
职工待遇,所有职工皆供食宿。百货售品所为显示新的店容风貌,职工上班一律穿制服,不许穿长袍马褂。
学徒、售货员夏天每人发两套白布制服;冬季发两套兰布制服;负责人发毛料、绸料制服。
工资:学徒满一年,每月只挣1元钱,第二年每月2元,第三年每月3元;售货员每月5元。
当时物价也低,五福布每尺三分五,阴丹士林布每尺六分。每年春节后结算分配,叫做“说官话”。
利润按“东六伙四”比例分配,“伙四”部分大部被负责人分去,名曰“分红”,其余部分作为售货员和学徒的奖金,名曰“馈送”。售货员每人可得五、六十元,学徒按年资每人可得一二十元至三四十元。
在旧社会职工当然要受资本家剥削,不过百货售品所的资本家还是比较开明有远见的,他们认识到提高职工素质对发展营业有利,因此不惜花费力量对职工进行培养,举办业余教育,不但鼓励职工学习业务技术,也注意提高职工文化体育水平。
有篮球班、古文班、歌咏队(唱诗班)、外语班(英、日语),聘请教师讲授外语和《古文释义》,聘请教练传授球艺,如现在国家体委篮球司司长牟作云同志就是当时百货售品所的篮球教练。
这种教育确实收到成效,不但提高了职工的文化业务水平,而且活跃了商店的气氛,增强了凝聚力。
同时,店规纪律甚严,对顾客必须和气、礼貌、热情,周到,绝对不许得罪顾客。
职工也都兢兢业业,勤学苦练,人人要强,个个争先,否则就得不到提升,甚至被解雇,卷铺盖走人。像现在这样对顾客不答不理,扎堆聊天的现象,在那时,是不可想像的。
正式售货员必须熟练地掌握商品知识和业务技能。如卖布就要掌握量、板、折、腰、算五项基本功。
量,就是量尺;板,就是卷布;折,就是量妥把布撕折下来;腰,就是以肘量布,没有较大误差;算,就是计算价钱。
都必须迅速准确,干净利落,报价心算一口清,否则就不算一个合格的售货员。
我在小学就有外语基础,在店内又进一步学习英语,还学会日语,熟悉了业务,很快就能接待外国顾客,因而得到提升,也算是一帆风顺了。
百货售品所职工,凡工龄满6年就可享受两星期休假待遇,夏天到香山卧佛寺下总经理的别墅去避暑,吃、住、玩、雇汽车游览北京名胜。
平时各地分店的同事们互不相识,只有这时凑在一起,才可交流各店情况。
我在百货售品所共享受过四次这样的休假,最后一次是在1944年,正是北京人民吃“混合面”的时候。
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商业一度受到影响。“七七”那天夜晚,虽然时局紧张,王府井大街华灯初上,游人依然熙来攘往。
忽然炮声隆隆,登时秩序大乱,人们纷纷奔逃,有的被挤倒,有的摩登女郎高跟鞋掉了后跟,我们百货售品所也赶紧关上铁篦子大门。
次日,有东交民巷的几个美国兵骑马跑来看热闹,受到二十九军鸣枪警告,有个美国兵吓得从马上掉下来,被二十九军捉住,后经美国领事馆交涉领回。我回家呆了两星期,才又开门营业。
日本占领期间,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王府井商业特别繁荣。这时又新建了不少楼房,如东方洋服店(帅府园口)、慎昌表行、亨得利等,又新开了一家王府百货店,该店股东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李世温,先为独资经营,后增加股东常又香,后期又招了天津的股东。
同时日本人也在王府井开设了钟纺公司、松坂屋和虎屋三家百货店,王府井生意虽好,竞争也更加激烈了。
三、四十年代,王府井曾发生过两次大火,一次是1936年中原公司大火,从赛珞珞玩具烧起,一夜全部烧光。
据说因该公司卖的大部分是日本货,所以被人纵火,在失火前已发生过炸弹事件。
该公司无力恢复营业,清理火场后出租地皮,后来卖给亨得利。另一次是1942年或1943年,东方洋服店失火,系用火不慎所致,烧死四人,跳楼摔伤二人。
该店店主姓刘,据说他依靠某军阀的姨太太作股东,失火后不久恢复营业。
1943年,百货售品所发生了日本宪兵捕人的事件。事情是这样:有一日本妇女在东单开咖啡馆,常来买东西,与售货员们很熟,时常谈笑闲聊。
这次有一售货员问她:听说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是否属实?该妇女本为日本宪兵队的“嘱托”(即日本宪兵队的情报员,专门搜集各种情报),就向宪兵队告发,宪兵队来了三次,捕去八人,计为主任赵梦然、英语教师宋玉溪、售货员张春泰、孟昭熊、齐录贤、刘春铭、张家鑫、郑承起。
经求人疏通,花了许多钱,才把人放了出来。百货售品所受了很大损失,从此营业也大受影响。
到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着着失利,军需物资缺乏,进一步加紧经济管制,把我们所经营的洋布(即大厂机织布)统统无偿征用,只能卖土布,货源减少,市面萧条,营业一蹶不振。日本投降后营业也无起色,只能勉强支持门面。
百货售品所进货股股长赵宜之,比我早进店十年,是我的大师兄。他每年两次赴上海采购,对外地货源和北平市面都很熟悉,认识的人也多。
他见百货售品所前景暗淡,就邀我一同脱离该所,另谋出路。筹备开设大华百货店。
1945年3月先在东四三条泰康汽油行楼上设内庄做批发,我跑外推销货物,又在三条口摆摊出夜市,一面积极找房子。
后托人介绍,租得东安市场北门森隆饭庄楼下的门市房一所,(现在五芳斋地址),订立一年合同,先交一年租金1560美元。
该房为森隆饭庄老板张森隆所有。但该房为日本虎屋百货店原址,日本投降后,虎屋百货店被作为敌产没收,货物运走,货架尚留在原地,我又到“敌伪隐匿物资清查处”,与主管人员商妥,将货架作价购买,而该主管人员则以此项货架“已破损不堪使用”为由向上报销,并给我们开了“销毁”证明。
这样,经过整理装修,并赴上海采办货物,大华百货店乃于1946年7月正式开业。
因有老主顾,营业很好,可说是“开门红”。半年后,感到资金不足,赵宜之又到天津招股,增资2.8亿元(法币),乃采用股份公司制,改称大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赵宜之任董事兼经理,王恒哉任副理,我任襄理,负责门市营业,共有职工三十余人。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并实行“限价”办法,我见邻居稻香春南货店发生抢购现象,两三天之内卖出金鸡牌饼干几千桶及大批罐头,料定必将发生严重而普遍的抢购风。
当时赵宜之不在北平,我不及请示,就紧急决定“修理内部,暂停营业”,将厕所下水道刨开,另行修建。
第二天,内一区警察分局就来责问:为何限价时擅自停业?我们说,厕所下水道堵塞,无法使用,且气味难闻,防害卫生,确实非修不可,并领他勘视施工现场。
经再三要求,最后限两天后复业。我们就连夜将值钱的货物存入仓库,门市只留下冷背商品,如衬衫只留最大、最小号的,以应付门面。
在同业皆被抢购一空的情况下,我们由于当机立断,应变及时,避免了损失。1947至1948两年总的说营业不错。
北平解放初期,人们不敢讲究穿戴,生意清淡。1950年,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及贷款等措施给予扶持,帮助解决困难,大华的营业也有好转。
1951年,赵宜之和我曾赴南方参加“土改”工作,赵去南昌,我去皖北,我们受到一次政治教育和考验。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大华是“基本守法户”。1959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赵宜之脱产去市工商联任秘书长,大华由我负责。
1958年,我个人参加下放劳动,1961年回单位后,一直做售货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
现在退休已八年,幸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府井大街更加繁荣。我又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正利用外语特长,为有关单位做些翻译、教学工作,以发挥余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一点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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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北京王府井,天津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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